日期查询:2014年01月28日

从不爱说话到做发言人

在本书中,李肇星全面回顾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,记录了与各国政要的私人交往、应对各种外交问题的丰富经验,并首次披露美国炸馆事件、“9·11”恐怖袭击、中美汇率问题博弈等重大外交事件背后的内幕。近日,中国第九任外交部长李肇星首部外事回忆作品《说不尽的外交》由中信出版社出版。

说来又是缘分,我好像注定了这辈子要与记者打交道。我小时候是个不爱说话的孩子,用山东老家那边的话就是“不叫人”,嘴不甜、不乖的小子。后来,上小学三年级时,张环藻、张敦兰老师硬逼我去参加了一次全乡三个小学的演讲比赛,我才开始胆子大了点儿。在胶南一中,我的代数老师程容和蒋树勋都说:“李肇星说话不是很流畅,没发现他说话好像舌头大吗?”我有自知之明,后来敢说话,是被工作逼出来的,是在逆境中学的。

1963年,我在北京大学读书。法国记者要采访中国大学生,系里通知我去。我和记者在未名湖边见面。那次采访顺利,记者问我:“你作为一名大学生,对核武器有什么看法?”我就按照当时的口径说:“第一,我们反对使用;第二,我们不怕。”这是我第一次与记者打交道。

第一次到使馆工作,我注意多与外国朋友交流,上至总统下至老百姓都聊过天。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正式启动之后,一般由新闻司司长和两位副司长轮流担任。我作为主管新闻发布工作的副处长曾在筹备会上提出:是否把司长叫发言人、副司长叫副发言人?老钱(钱其琛,当时我们对领导的称呼就这么亲切随便)说:算了,越简单越好,都叫发言人。外交部是我国最早设立发言人制度的国务院部委。钱其琛可以说是我国第一位政府部门发言人,或者说是第一位正式的发言人。

1985年春,我从驻莱索托使馆回国,先后任新闻司副司长、司长,直到1990年任部长助理,在发言人的岗位上一待就差不多6年,成为外交部任职时间最长的发言人之一。我本来对发言人这一岗位不熟悉、没经验。为了尽快熟悉工作,我注意学习,经常工作到很晚,不知道什么是周末和假日。晚上回家,我常让老外交官——我的岳父充当记者问我问题,我来练习回答。当发言人必须熟悉新闻,我没有时间看中央台《新闻联播》时,便强制性地要求我在读小学的儿子记录每晚《新闻联播》的要点。他最多一次记了30条,他记得越多,我便“表彰”越多。

除在部里向记者吹风外,我经常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的活动,任会见的发言人,即负责写会见的新闻稿,向中外记者宣读;说得更明白点儿,大体相当于为国家通讯社起草新闻稿的初稿。

记得第一次任邓小平同志会见外宾的发言人时,我拿着新闻草稿向他请示,他笑了笑,摆摆手,用浓重的四川话说:消息稿?不用念了。责任制嘛,这是你的事。新闻稿经在场的外交部领导审阅,于当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,第二天在各大报纸刊登。我深受鼓舞,觉得只要好好学,发言人也不是不能当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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